穿越在沪绍之间

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

何信恩

绍兴与上海地缘相近，经济相融，人文相亲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检索1996年出版的《绍兴市志》中的地名索引，与上海有关的条目多达350多条，足见双方关系之密切。

我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，又是上海人的女婿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曾无数次行走在沪绍之间，对两座城市的历史演变和人文环境，自有一种独特的感受。因为倾心于江南文化的研究，我接触到绍兴自古至今的各个领域，无论是政治、经济还是文化、教育，都涉及上海与绍兴之间的关系。

绍兴师爷在上海“转型”

近代以来，上海外来移民的客居人口远多于当地“土著”人口，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绍兴移民。

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，绍兴的金融业（钱庄）、丝绸业和茶业就已经进军上海，分别成立行会组织，并且与宁波结成经济同盟，史称宁绍帮。绍兴人精明、聪明、开明、文明。自晚清起，绍兴师爷、绍兴黄酒、绍兴方言开始通行天下。绍兴人开的钱庄多以经商起家，他们凭借手中财力，经上海转运出口，获利颇丰。王孝通《中国商业史》称绍兴生意人“性机灵，有胆识，具敏活之手腕，特别之眼光。其经营商业也，不墨守成规，而能临机应变”，颇具“钱粮师爷”的智慧。用上海话来说，属于“头子活络，门槛精”的高手，故能与北方的“票号”相抗衡，当时对发展上海经济作出了不可小觑的贡献。民国时期，钱庄业逐渐被银行业所替代。笔者先父曾供职于上海大陆银行（今九江路111号），是其一生从事金融业的辉煌时期。

绍兴盛产老酒，上海是一个庞大的酒市场，早在北宋时期就专门成立征收酒税的衙门，称上海务。老上海人对绍兴黄酒情有独钟，旧时很多弄堂口、马路边都能看到一家家小酒馆，门口堆满老酒坛，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直到今日，不少上海人未必分得清“古越龙山”与“会稽山”，但却对老字号“沈永和”记忆犹新。

绍兴乃绍剧与越剧的发源地，上世纪30年代，绍兴地方戏登上上海的大舞台，绍兴大班在老闸戏院演出长达数十年，造就了一大批名演员。1960年，绍剧电影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，曾在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放映。

“新绍兴人”和“新上海人”

上海的绍籍名人可谓多矣，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任伯年长期在上海生活并在上海成名。

上海曾是光复会的成立之地，其主要骨干绍兴人蔡元培、陶成章、秋瑾、王金发等均在上海从事过革命活动。1911年，绍兴人杜亚泉出任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会长，同年起主编《东方杂志》。1919年，绍兴人邵力子、朱仲华（时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）等在上海领导了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。1921年，邵力子参与筹备了中共“一大”。1927年，绍兴人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。同年4月，绍兴人汪寿华（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）在上海牺牲。

绍兴人鲁迅一生共在8个城市生活过，但他最终选择在上海定居长达10年，直到去世。在上海，鲁迅撰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杂文，并领导了左翼文艺运动。此外，著名散文大家柯灵、一代名导演谢晋等绍兴人都在上海成就了各自的辉煌业绩。

两地之间还有几次重要的人口流动，促进了各自社会与经济的发展。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大批上海老工人从各自的企业“精简”返乡务农，为绍兴农村带来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知识，也带来了熟练的操作技术，成为改革开放以后首批乡镇企业的业务骨干。1968年起，又有大批上海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到绍兴（多为父母辈的原籍）投亲靠友，为当地农村带来了新鲜血液。一些上海知识青年在绍兴安家落户，成了“新绍兴人”。1978年以后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送暖，大批绍兴农民工涌入大上海，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建筑队伍，一种说法是，上海10层以上的新建筑中，至少有一半是绍兴人造的。这些建筑老板在上海滩站稳脚跟，形成了越商群体，成为融入主流社会的“新上海人”。

上海又是绍兴的主要旅游客源地，好玩的上海人与热情好客的绍兴人十分投缘，高铁与动车进一步拉近了沪绍之间的距离。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，绍兴仍会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带动，未来这种关系将会更稳固、更密切。